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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知去耦是导致个体一般智力产生差异的关键认知操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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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4 天前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如果我的猜想是对的,广义理论家的这种策略会带来极为糟糕的后果——智力概念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(因为广义理论家把智力跟很多有价值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)。因为MAMBIT与智力概念关系密切,它的价值也将随之膨胀。更为重要的是,理性的概念也许就将寿终正寝,因为它没有从智力概念中剥离出来,而是与智力合并在了一起。终有一日,理性将迷失在宏大的智力概念中。这样一来,也没有必要对理性进行评估了,因为它的语义空间已经被智力的广义概念所吞噬。届时,再去强调MAMBIT不能对理性进行评估,将难上加难。虽然多数人都认同智力测验无法评估所有心理能力,但从人们的言行来看,却好像完全无视这一事实。如果认为理性与智力不是同一体,当聪明人做蠢事时,为何人们会如此惊讶呢?理性障碍概念(实证证据表明,理性障碍绝非凤毛麟角)的提出,应该可以减少人们面对此类事件时的惊讶。理性障碍创建了新的概念空间,使得人们能够对理性信念形成及理性行动的能力进行评估,而这种能力的重要性绝不逊色于MAMBIT。
[1]此处,我忍不住写一些“内行评论”。过去几十年来,心理学领域一直受到临床训练课程的拖累,一边大声尖叫一边拖拖拉拉地被拽进科学世界(Dawes,1994;Lilienfeld,2007)。我想请广义智力理论的支持者想象这样一幅场景:在不久的将来,学生在学习如何施测韦氏量表时,他们的临床导师叮嘱他们:“大家请记住,千万不要把这个测验称为‘智力测验’,而是要称它为逻辑语言能力测验或是分析能力测验。”上述情境有可能发生吗?由于智力测验在临床心理学领域的影响力太过根深蒂固,“智力”一词根本不可能与MAMBIT脱离关系。除了从心理测量学领域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之外,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临床心理学中使用“智力”一词的巨大惯性力量。
MAMBIT:没有司机的大脑引擎
我认为应该将智力的概念内涵限定在MAMBIT所能测量的范围之内,这种观点对于资深心理学家来说并不陌生。他们会认为,这不就是把博林(E.G.Boring)提出的那个声名狼藉的观点换个说法重述一遍吗?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反对我的提议。博林认为,我们应该根据智力测验的测量范围来定义智力。由于他所处的年代(1923年)没有人知道智力测验能测量什么,因此,博林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招来一片抗议的声音。正因如此,博林对智力的定义实际上陷入了自证循环。现如今的情况与当时大不相同。我们现在已经从信息加工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,对智力测验的测量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。
与一些批评传统智力概念的观点不同,在探讨智力测验和(狭义)智力概念所发生的变化时,我认为应该考虑到心理测量学研究的发展惯性。在科学哲学家看来,传统智力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研究领域。种种迹象表明,传统研究范式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分解了人类智力。[1]首先,智力研究领域对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区分达成了共识。随后,许多研究都试图揭示流体智力的认知子成分。现在,我们已经知晓流体智力(Gf)与工作记忆容量之间存在许多重叠之处[2],工作记忆的计算功能也在同时期得到验证。最为关键的发现是:工作记忆任务的研究发现,人类的中央认知功能是认知去耦,即次级表征的操控能力,而次级表征并非像初级表征那样,以一一对应的方式解读外部世界。
认知去耦是导致个体一般智力产生差异的关键认知操作,加之在模拟和假设性思维方面的重要作用,决定了它的关键性地位。传统的智力测验以及MAMBIT汇聚于心理生活的重要方面,它们是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的代表,在恰当、重要的节点上逐步对智力进行分解[3]。
我不希望弱化认知去耦的重要性,这是MAMBIT中造成个体差异的主要部分。去耦操作帮助我们执行认知改革:它评估信念,批判欲求。然而,这些测试所评估的认知去耦能力依然隶属于算法心智。这些方法并非评估个体参与去耦操作的典型操作;不评估反省心智使用去耦能力进行认知自我批评的倾向性;也不评估个体在问题解决时使用假设性思维的倾向。拥有认知去耦能力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也可以产生理性的想法,做出理性的行为。当我们对流体智力(Gf)进行测量时,就好比是对汽车引擎进行了充分评估,却丝毫没有考察驾驶员的水平如何。
[1]我提出“种种迹象表明,传统研究范式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分解了人类智力”,这并非是在否认加德纳(1983,1999)的以下观点:“也许还有其他分解人类智力的方式,却被研究者所忽视了;我们目前仅仅强调了传统研究范式所取得的进展。”此处,我所关注的是智力心理测量学领域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:个体差异。认知科学家在分析个体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时,他们往往会聚焦于研究信息加工过程,而心理测量学家则关注于能够导致个体差异的心理操作。当一位心理测量学家说:“加工过程X是完成任务Z的关键步骤。”他/她的意思并非是说探索过程X是理解任务Z的关键所在,而是个体在完成任务Z时的表现差异,主要源于在过程X上的差异。完成任务Z也许需要若干个信息加工操作,但是,没有产生个体差异的操作不是心理测量学家的关注重点。
[2]并非100%的重叠,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回归加权系数是0.7~0.8。(Kane,Hambrick,and Conway,2005)
[3]对于心理学初学者来说,在学习智力理论时可能会对这一结论感到费解。心理学导论教科书会介绍广义智力理论和狭义智力理论之间的论战,教材中的观点通常会倾向于前者。在智力相关章节中,教材还会写道“对智力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心理概念进行测量是何其困难的事情。”这种做法似乎有些前后矛盾。狭义智力概念其实很容易测量,广义智力才是评估的难点所在。如果仅关注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,我们不仅有量表、实验室测量方法,还有非常精确的MAMBIT指标,在这种情况下,狭义智力概念由于其稳定、可靠的结构而更受青睐。
智力被误读为适应
智力的广义概念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,其代表性特征是强调智力是“对环境的适应”(援引韦克斯勒的原话)。这种定义把工具理性也划拨到了智力的概念范畴中。将智力定义为“适应环境”,而最广为人知的韦氏智力测验却并未对理性进行测量,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着实令人困惑。
弗林效应是智力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有趣现象,在围绕着该效应的激烈讨论中,这种困惑体现得尤为明显。20年前,詹姆斯·弗林(James Flynn)对标准化智力测验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,人类的智力测试得分在过去几十年呈显著上升趋势。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,智力测试的成绩平均每10年提升3个百分点。相较于晶体智力,流体智力的增幅更大。受美国心理学会委托,由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·奈瑟(Ulric Neisser)主编了一本从不同角度解释弗林效应的书。书中提到可能导致弗林现象的原因包括:营养、程式化、学校教育、电视、学前家庭环境等[1]。弗林本人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,他对心理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原因不置可否。他认为,智力测验所表现出来的智力提升是一种“假象”。简而言之,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人类的智力测验成绩提升了,但智力水平并未发生改变。弗林指出,真正的智力增加会带来文化繁荣,而现实似乎并非如此。在过去几十年中,伟大发明的增长速度非但没有增加,反而有所减少,世界名人录上的伟大科学家也并没有骤增。
弗林期望MAMBIT分数的增加能够带来发明增长、科学家数量激增,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。智力测验没有评估人类的理性或创造力,而理性和创造力恰恰是“文化繁荣”所必需的要素。实际上,弗林也多多少少接纳了智力概念的环境适应论,而MAMBIT并未达到全面评估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要求。因此,很多人认为弗林效应是悖论(智商增长与社会成就不匹配)。不过在我看来,智商成绩的增长与社会成就不匹配并不矛盾。大众普遍认为智力的概念包括环境适应,但智力测试没有评估个体的环境适应能力。如果上述关系未能厘清,人就很容易因弗林现象而感到困惑。智力测试评估的是认知去耦能力,不可否认这种心智技能非常重要,但是,它只不过是理性思维和行为所必需的三个要素之一。另外两个要素是心智程序和思维倾向,这两点才是滋养理性思维的温床。弗林效应被认为是一个未解之谜,这种看法足以证明把智力测验范畴之外的领域也纳入到智力概念中,企图扩展智力的概念以“去神化”智力概念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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